【香港疫苗史】日軍與戰後疫苗政策
上回講到香港自1887至1940年的天花和霍亂疫情就完結（想重溫可看這裏），是因為香港隨即進入歷史分水嶺。隨着1941年聖誕節香港淪陷，其後的三年零八個月「黑暗歲月」裏，香港瘟疫橫行，連疫苗接種也成為政權統治的手段。即使迎來重光，香港也一直受疫症困擾，直到社會環境經過1960年代急速發展才逐漸擺脫瘟疫陰霾，今次就讓我們看看香港在1942－1963年間的大型接種運動，以及天花和霍亂的疫情吧。
天花和霍亂
天花（Smallpox）是一種由天花病毒引起、能透過空氣傳播的傳染病，患者一般會長出紅點和嚴重的皮疹，死亡率驚人，千百年來於全球奪取了無數性命。不過英國醫生Edward Jenner於1796年發明以種牛痘預防天花的方法（牛痘是天花的近親），廣為各國採用。1980年5月8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布撲滅天花，亦是人類迄今唯一成功消滅的疾病。
霍亂（Cholera）是經口感染霍亂弧菌所引起之疾病，通常食用了被污染的水或食物。這種急性疾病症狀可以相當嚴重，例如大量腹瀉，快速造成脫水、酸中毒和循環衰竭。嚴重未治療的患者可在幾小時內死亡，死亡率可逾50% 。霍亂疫苗早在19世紀末已發明，但與種牛痘後理論上終身有效不同，它在接種後的頭半年內提供約85％的保護，兩年後保護力跌至不足50％，故此若果衛生環境沒有改善，霍亂仍會繼續爆發
戰時悲劇
香港淪陷後的1942年人口仍有近一百萬，在衛生環境惡劣以及醫療系統崩潰之下，傳染病盛行。霍亂在1月至3月就有618宗個案，並以每日15人的速度擴散，到4月有近1200人染病；而死亡率在1942年達到58%，翌年更達66%。
軍政府在1942-1945年間就霍亂和天花推行數次疫苗接種運動。以1942年3月的霍亂防疫注射運動為例，日軍下令區所在各區設街站為市民接種。起初是否接種疫苗還屬自願性質（除了3歲或以下兒童必須種牛痘），但由於市民反應冷淡，以打霍亂針為例，1942年僅43萬人打針，日軍於是在1943年實行「強迫注射」。
日軍先在香港細菌學檢驗所（即現醫學博物館）生產大量疫苗，再組織防疫團在指定時間到各區為市民打針。日軍通常會在主要通路及交通工具上設立檢查站，以截查未有接種疫苗的市民。而接種疫苗後，市民會獲得一張防疫注射證，每當市民乘坐渡海小輪時都需要出示；若未能出示打了霍亂針的證明，更會在渡輪上被強制注射。故此，有些區所為提高接種率就恐嚇市民若不接種，便會失去米糧配給。
日軍製作的霍亂疫苗質素差勁，大部分都被污染，令不少人注射後出現嚴重副作用，又或因為疫苗針頭未經消毒便使用，反而更容易感染霍亂，亦有市民重複注射以獲得更多米糧配給證出售，卻因為注射過量而死亡。同時，有部分富户為避免接種疫苗，竟然以現金賄賂日軍衛生官員，而日軍為增加此「快錢」收入，便加強推行全民注射，好不諷刺。
戰後路艱難
1945年8月30日香港重光，人口由60萬回升到年底時的100萬，另一方面，中國的內戰再度令大批難民湧入香港，令瘟疫再度籠罩這個百廢待興的城市。1946年1至9月，霍亂於戰後首次爆發。當時港府透過加強與中國政府合作（例如應廣州要求，於4月24日至5月3日派飛機到廣州上空散發殺蟲藥粉，以防當地霍亂蔓延）、檢疫控制及疫苗接種三方面應對。
戰前港府已有簽發「針紙」的政策，證明持有人曾接種疫苗，不過在戰後推行期間，由於港穗兩地物資貧乏，雙方政府均未能為針紙申請人拍照，因此廣州當局所簽發的針紙未有照片，只以文字記下持有人的個人特徵，簡陋的針紙令檢疫人員僅可以憑針紙上的資料來猜測持有者是否正是該人。另一方面，九廣鐵路經理投訴當時九龍總站的秩序非常混亂，乘客當中只有極少數願意出示針紙或接受疫苗接種，而職員、警方及醫護人員對於蜂擁而至的乘客束手無策。
在疫苗接種方面，港府在港九各處廣設防疫站，鼓勵市民打針，更強制從事飲食業的人員打霍亂針，在1946及47年就分別有超過37萬和24萬人次打針，遠比戰前低。
1946年的霍亂大爆發，港府報告指原因是「社區內衛生環境欠佳，缺乏交通工具將堆積如山的家居垃圾搬走，另有數以千計的無牌小販在極度惡劣的衛生環境下販賣食物。」同時證實於該年的512宗病例中，52宗由中國傳入。
從1946年下旬開始，霍亂對香港的威脅逐漸解除，1947年亦只有6宗病例，但港府仍然執行檢疫及疫苗接種，因為與戰前類似，霍亂完了，天花就接踵而至。當時九廣鐵路沿線乃天花的重災區，有實際數字証明在入境旅客中有人在入境前已染疫，當局要在他們進入市區前，將其驅逐出境。
政府同時重申嬰兒必須在出世或由外地初到香港6週內種牛痘；另外，進入香港又未能證明過去3年曾經成功種牛痘的人，必須補種。為遏止11、12月出現的天花疫情（佔全年一半個案），政府加強接種運動，全年有超過152萬人種牛痘，成功遏止疫情，1946共有2003宗天花病例，接近三分二患者（1,305人）不治，死者大多是嬰幼兒。
1949年中國變天，兩地居民無法自由來往，霍亂病例因而減少，而棘手的天花也同樣得以解決，1953年後更在香港絕跡。可能正因如此，1940年代後期每年種牛痘人數都約有百多萬，但數字其後逐步下跌。
1961年霍亂疫情
引發霍亂的弧菌分為4個生物型，其中又稱為「副霍亂」的艾托生物型（EI Tor）早被發現，但因為症狀較輕微，而且沒有引起大流行，所以在1961年前被人忽視。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世衛）事後的調查，由「副霍亂」引起的「全球第七次霍亂大流行」起源於印尼，在6月傳入中國。到了8月初，香港市面傳出中山和澳門一帶出現霍亂，同時有部分抵港旅客曾向羅湖關員出示印刷簡陋的針紙，但廣州當局否認疫情，並解釋只是一般注射運動，不過連《文匯報》在8月11日也呼籲港府應盡早預防。
由於港府對廣東不信任，又要避免事件變成外交風波，在開始加強部署的同時沒有公開宣稱廣東為疫區。8月11日當局草擬應變計劃，並於上午6時起派港口衛生主任到羅湖及港澳碼頭密切監視；14日，港府規定從澳門及中國來港旅客要出示有效的針紙，才可入境，對於容易受感染的醫護人員、病人、水務局及食物處理人員等，衛生署同日已安排打針。其後澳門首先證實出現個案，香港在8月15日亦宣告失守，首個個案是長沙灣一艘帆船送來的12歲男屍，而當時漁民普遍與廣東漁民有交易和往來。
霍亂一爆發，港府宣佈香港為疫埠，把荔枝角醫院（現為饒宗頤文化館，它的故事可看此處）和尖沙咀漆咸道軍營（現址約為香港歷史博物館）等地分別徵用作收容霍亂病人醫院和隔離檢疫所，在全港廣設免費疫苗注射站。
港人對霍亂記憶猶新，即使居住環境擠迫、衛生欠佳，大家仍致力令香港自1947年沒有霍亂本地個案。這次疫情一開始就有人死亡，所以當政府在16日提供疫苗注射，市民反應當然非常熱烈，每日有數以十萬計的市民前往打針。在李鄭屋邨徙置區更因為群眾不滿有些人不用排隊直接入站內打針，出現小騷動，令在場的兩名護士需報警求助。
因為本地製造的疫苗曾出現事故而需棄置，加劇了疫苗供不應求，8月20日市區注射站更需關閉以便補充疫苗。而為讓新界居民也能夠打針，當局派出政府診療船前往離島，甚至出動輔助空軍的直升機運送疫苗到偏遠地區的注射站，駐港英軍亦協助打針。
一針難求之下，有些人被指發霍亂財，500毫升的疫苗（足夠700-800人用）批發價由疫情前的5-6元，升到100元，更有私家醫生每針收客人3-12元。由於需求強勁，政府收購了商人入口的疫苗，以免再被炒賣。另外，法國、英國、美國等國家向港府捐贈疫苗，總共逾100萬毫升，可供百多萬人使用。
即使坊間一度謠傳霍亂疫苗可導致「精神失常」，需要醫務總監麥敬時（Dr David Mackenzie）闢謠，港人仍熱烈打針，截止8月19的幾天內，香港已有三分一打了針（當時人口約為318萬），及後更兩次創出單日最多人打針的紀錄（南華早報指19及21日兩日均有30萬人），到25日總接種人數更達200萬人。最終在超過75%人口接種疫苗後，疫情在10月中後幾乎銷聲匿跡，這波疫情總計有77宗個案，15人死亡。
不過抗疫疲勞也不是新鮮事，港人在1961年踴躍打針，令到翌年霍亂個案只有11宗，但1963年4月開始的接種計劃反應並不熱烈，每日最多只有數萬人去打針；到6月初，打針人數達100萬，但6月尾霍亂已出現。官員每日呼籲民眾打針，不時公佈人口中接種疫苗的比例，到年底有75%的民眾接種疫苗，可是個案已有115宗，所幸的是只有6人死亡，而霍亂亦逐漸不再困擾本港。
由歷史中可看到疫苗接種率的高低與疫情能否受控有顯著關連，而雖然過去曾出現關於疫苗的謠言，但種牛痘與霍亂疫苗在當年已非新事物，民眾較易接受。現時針對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苗面世時間不長，大家有戒心也是正常。即使如此，各位應仔細分析各款疫苗的有效率，以及大、小副作用，再按個人情況作決定，切忌人云亦云，尤其胡亂轉發和散佈沒有根據的資訊。同時，即使疫苗接種能帶來顯著的好處，我們也不應忘記疫苗接種曾經淪為高壓統治的手段之一，亦需要時刻警惕歷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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