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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一百年前 香港學生也發起過「雨傘運動」?

1919年一次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中,列強將德國(戰敗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當時中國政府未能阻止,國民極度不滿,一班北京學生在54日發起示威,及後全國各階層發起示威、罷課、罷工等行動,以求「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儘管爆發超過100年,五四運動時香港的情形卻與近期的社會現象有所類近。

廣東省政協陳謙在1979年出版了香港在「五四運動」發生時的回憶錄,並將香港的情形描述成中國各大城市一樣:市民不斷大規模抗議及反日貨;學生擁抱新文化運動,改穿西式服裝;日本更因香港局勢惡化,派遣「長門」、「陸奧」、「扶桑」三艘新式巨型戰艦,停泊鯉魚門外,炮口直指香港!

這些「歷史」後來遭廣泛引用,甚至寫入香港中學教科書。 不過Fake News泛濫又豈在朝朝暮暮呢?現在Fact Check渠道眾多,多史在此聲明,正如陳謙自己所寫:「事隔六十年記憶力衰退泰半遺忘」,其實五四運動整體上無改變香港社會,市面只有零星抗議活動,反日或反日貨也不壯烈,而學生早在七年前的辛亥革命後改穿西式服裝。

最重要是日艦在1919年根本沒有威脅本港!當時英日兩國是盟國,反而日艦經常訪問香港,而且三艘戰艦中,「長門」、「陸奧」在1919年時仍未下水。三艦同時出現在香港,是在19284月正式訪問,當時是受到歡迎的。

日本第一艦隊於1928年4月訪港。(圖片來源:1928-4-10,華僑日報 )

反日情緒升溫 學生發起「雨傘運動」

本港主流報章例如《華字日報》在山東問題一開始,就不斷在社論指責北洋政府及賣國賊,以及報道5月4日後席捲全中國的抗議活動。親中左翼份子陳君葆憶述當年在香港大學讀書時,同學要求開大會,並以「香港大學」名義向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發電報,但代理校長佐敦醫生(Dr. Gregory Jordan)勸阻,更指「大學生不應參與政治」。最終開大會一事作罷,學生改以「香港中國學生」發電報予中國北洋政府。

五月底時,香港開始出現來歷不明的反日文宣,連警察局附近都有張貼。為打擊此「非法行為」,警員要加強巡查及撕走單張。很多香港市民陸續在日常生活中抗爭,例如收起日貨不用、杯葛日店、不坐日本輪船等。

港府大為緊張,嚴格管制報章不得刊登反日言論或煽動性文章,但報道鄰近地區的示威新聞則較寬容。當局致力壓抑反日情緒,看來誰統治香港,也擔心言論和表達自由會危及其管治。

另一方面,中學生發起了「雨傘運動」63早上,九名陶英伍榮樞英文學塾的學生和平地手持油紙傘「一齊去飲茶」油紙傘傘面寫了「國貨」兩字,內裏寫上愛國土貨」,兩條傘骨之間刻有中華民國國旗,吸引大批人跟隨這些「人肉連儂牆」。可是人群之中早有警察,這批八到十七歲的學生在隊伍到了皇后大道後就被捕了,他們後來獲准以廿五元保釋外出。該校校長亦被控組織示威,可見一世紀前當權者已經透過司法程序向教育界施壓翌日當局以「阻礙交通」的罪名控告另外兩位持傘遊行的學生。

1919年的「雨傘運動」(圖片來源:華字日報,1919-6-4)

很多青年和學校聞訊後紛紛買中國製雨傘以示支持。案件的聆訊正如今日一樣矚目,道路水涉不通,吸引大批人旁聽,裁判署更要關閘。一眾「義士」被押走時,群眾更鼓譟起來。

控方在庭上更突然以傘面寫了「國貨」兩字,加控學生「非法展示告示」,甚至脅迫法庭不能警戒了事,否則香港將像北京一樣受學生操控,顯示港府欲藉此案殺雞儆猴。

不過,當時司法機構面對的社會狀況與現今不同,裁判官最終裁定未經許可遊行屬違法但加控的罪名則不成立,並只是判罰最年長的學生十元等於渡海小輪三人的月票價錢),其餘八人接受警誡後獲釋。判刑後,很多市民反對政府的檢控,亦有日本報章散播Fake News,包括污衊學生是由排日運動團組織,以及油紙傘傘面寫的是「罷買日貨」。

另外,香港中學生在運動期間辦過「策群義學」宣揚愛國思想,例如教唱中華民國國歌,但在當權者的監視和干預下很快趨於平靜。

6月時市面亦有些和理非的抗爭,例如聖保羅書院前的樹林在天光後被發現有日本草帽八頂,以及「振興土貨」的白旗,亦有人將日本出產的乾貨海味掛在上環永樂街的電線上。華民政務司發佈告示,禁止港人以任何語言文字試圖鼓吹任何抵制行為,但街頭上反日文宣以及毆打日本僑民的行為屢禁不絕。

毆打日本人

7月5日甚至發生日本水手被群毆事件,當晚有近300名華人於紅磡寶其利街擲石頭及揮棍私了兩名日本水手,幸好兩名印裔警察並不需要39分鐘就趕到救援。不過港府在檢控這些反日人士時,往往以較普通、沒有政治色彩的控罪起訴,相信是為免推波助瀾。

近300人群毆兩名日本水手。(圖片來源:HK Daily Press,1919-7-8 )

親中經濟圈

同時,香港管治階層意識到反日風潮若然演變成排外運動,香港的政治中立及商貿利益會受損,所以五四運動大加韃靼。《南華早報》指責「雨傘運動」危及香港的商貿利益,質疑背後有團體煽動,並十分滿意警方止暴制亂;社會名流又勸喻學生「專注學業」,例如立法局首席華人非官守議員劉鑄伯曾發表演講,警告學生要安守本分,不得干預社會及國家事務,以免墮進「意圖不軌操控他們的陰謀」。這些行動與論調到今日看來仍十分熟悉

很多人現在消費時會考慮商家或品牌的政治立場和來源地,五四運動時也有很多港人反日貨,轉買中國貨。港府也密切關注反日貨活動, 但並沒有像現時建制中人抨擊黃色經濟圈般高調,而是很早低調地與華商總會保持聯絡。該會非常合作,沒有主動反日貨,但亦不干預不買賣日貨的行為。《華字日報》在5月中已鼓勵香港市民抵制日貨,到了5月21日《士蔑西報》表示當時已有華商暗中停購日貨。用中國貨方面,《華字日報》到6月中報道使用國貨已成風氣,中國產的香煙開始風行,各種國貨銷情理想商舖開始用國貨作招來。

1919年時報紙上的國貨廣告。

但總體來說香港抵制日貨成效不大,海味與紡織原料的需求確有下降,但玻璃及火柴等必需品仍然依賴日貨(火柴96%來自日本),需求更不跌反升。

百年後的今日

香港社會在1919年底逐漸平靜下來,而放眼世界,五四運動雖然事隔一世紀,當時提倡的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對我們來說仍然至關重要。不過,現時兩者在全球多處遇上了二次大戰後最嚴重的挑戰,但他們值得正身處在世界任何角落的香港人去追求和秉持,只要你我努力,他們終將屹立在我們的生活中,永恆不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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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史

• 4 5 月,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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